在计划经济的壁垒中吃“皇粮”长大的国内出版社，初涉市场，目迷五色，弄潮有年，勇气倍增，在懵懂与清醒之间，出版界浮躁之风日盛。仅举八例，以为说明，以为病也。
一曰“夺大奖”。大奖者，出版社的“脸面”也，领导人的“政绩”也，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效益”也。为拔头筹，倾其全力，使尽浑身解数———须知，如今许多大奖之能否到手，“功夫在诗外”，“公关”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笔者不敏，对“大奖＝出版社实力”的公式颇不以为然，且对靠所谓的“公关”手段夺奖（一个“夺”字的确传神）的行径颇为不齿———这种奖，不得也罢！一个出版社出了有价值的好书，在这个过程中密切了与作者的联系，锻炼了队伍，并因好书而进一步塑造了品牌，创造了新的无形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得大奖乃实至名归；得不上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大奖”当然是一项崇高的荣誉，但它本身并不能增强出版社的实力，正如迟到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并未增强爱因斯坦的科学创造力一样。把发展目标定在“大奖”上，实在是本末倒置；“一俊遮百丑”的想法只是自欺欺人。
二曰“出‘天价书’”。书是让人读的，想不到这种常识现在也成了问题。君不见各种“丝绸书”、“羊皮书”、“金箔书”、“金版书”源源不断地推出，并且皆“编号出版”，印后即毁版，自然身价百倍———定价底线是五位数。这种“书”，也许适于收藏，适于“保值”，也许适于炫耀和夸富，或许更适于“得体”地行贿，只是不适于阅读！谁舍得哗啦哗啦地翻着金箔读《论语》？写到这里，笔者突然冒出了一个“点子”：这类出版社与工艺美术厂或工商银行“共造大船”岂不更好？
三曰“粗加工”。凡编辑部都知“加工”为何意，且都知精神产品特别是书中精品必须“精雕细刻”的道理，但如今“粗率加工”似已蔚成风气———书中错别字让人难以卒读，标点、体例的错乱更不在话下；许多外国名著装帧“金玉其外”，译文质量却“败絮其中”。
许多编辑谈起“策划”眉飞色舞，编起稿子却“一目十行”、粗枝大叶。学术界中“板凳坐得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人越来越少，出版界中“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人几成珍稀动物！选题是编辑工作的“龙头”，策划是目前国内出版界的薄弱环节———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亦不可把“策划”吹得太神。笔者寡陋，不知有几部经典名作是编辑“策划”出来的？以“文化指挥官”自许的策划者似乎有点晕菜。那种对“策划”仰之弥高、对“案头”不屑一顾的看法正是一种心浮气躁的典型表现。
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将来的事无人能够预料。仅就目前而言，我以为，编辑的案头工作仍是十分重要的，并且是亟待大力加强的。“不刊之论”毕竟极为罕见（特别是非文学类出版物），许多书稿（包括作者名气很大的优秀书稿）都须投入大量的编辑劳动量才能成为真正的精品。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和严谨求实的学风，正是目前需要在编辑人员中大力提倡的！我们科技出版界天天喊科普，首先就应在业内普及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
四曰“新闻炒作”。图书宣传是十分必要的，但过分注重新闻炒作不能不说是一种浮躁心态。书评应该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一味吹捧只能算是“伪书评”。但伪书评目前正大行其道，在各类读书报刊中充斥版面的正是这类满篇谀词的伪书评，哪怕作者是名头甚大的专家也罢。花钱请一帮专家为某书鼓吹，数文并发，形成“炮阵”，搅动舆论，制造“热点”———这种运作方式虽然屡试不爽，但关键还在于所炒之书是否真有价值（此价值当然不止“学术价值”一项）。一本书的价值是要经过历史考验的，最终是由广大读者来评定的。新闻炒作虽往往能够在增加订数上“立竿见影”，但不在选题、作者和图书质量上下功夫而希图依赖这种炒作“创名牌”，却不能不说是一种短视的浮躁心态。须知，新闻炒作并不能提升一本书的价值。如果书无价值，炒得火热虽然可能从一些读者的钱包中烧出几张票子，但青烟过后贵社形象恐亦被烧糊。
五曰“成阵式出书”。今天一个“大全”，明天一个“集成”；眨眼一个“文库”，扭脸一个“题海”！推出，推出，隆重推出！不管有没有这方面的编辑力量，不管有没有作者资源，也不算一算每编一本书要多长时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一两年、两三年就敢气吞山河筑起一道书城！市面上这类“书城”可谓多矣，但往往并不能使出版者“抱个大金娃娃”，而只是给降价书市增添一道风景，或给化浆池增添实质内容。几十本上百本的丛、套书，对于出版社来说，当然是骨干工程，但它需要实力（人力、财力和能力），需要作者资源，需要保证质量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时间，远不是仅有出版家的“雄伟气魄”即可大功告成的。你要“大”，作者尽可炒冷饭、献拼盘；你要“快”，责编尽可粗制滥造、一目千行。这样快捷制造出来的“巨构”、“书城”错有多少，寿命几何，自不待言。而且，“阵式”与否，需视书的内容而定，不可一概而论：“猪肉注水”和“爆米花”之类的“阵式”不一定畅销，而多年畅销不衰的《新华字典》、《围城》何曾有什么阵式？
六曰“追风仿造”。这正是一些缺乏创造力却不乏商人嗅觉的出版人从商海波涛中悟得的“道”。《老照片》之后的各色“镜头”，《绝对隐私》之后的种种“隐私”，“随想”后的“随想”，“情缘”后的”情缘”……比葫芦画瓢谁不会？这种手段虽然有效，但一个堂堂正正的出版社毕竟不能靠它来塑造品牌；且精于此道的出版人也不应过于自豪———比起不法书商的盗版手段，他们的“道行”毕竟尚欠修炼。
七曰“高定价大折扣”。在有些出版人看来，精品＝精装＝豪华版＝高定价＝高回报；而对于书店来说，高定价大折扣意味着此笔生意“值得做”。二者一拍即合，只是苦了读者。宰客之店，门前冷落；竭泽而渔，可久长乎？
八曰“侵权操作”。在某些出版人看来，图书一进入市场，无异于进入“公共领域”；一把剪刀咔哧咔哧，裁各色佳作于一书，熔众多名家于一炉，装帧精美，堂皇上市。你说他侵权，应者振振有词：“本书有益于社会”，何况“众多作者，哪里找得到”？作者写信质问，却如石沉大海，出版人“每逢大事有静气”，表现出“令人惊讶的漫不经心”。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轻慢作者，侵犯其权利，长此以往，名声“辉煌”，这类出版社恐有捉襟见肘之日。
以上所述，凑得“八股”，从中不难窥得出版界的浮躁之一斑。
浮躁者，轻浮急躁也。目光短浅、急功近利正是这种浮躁心态的病根。尚未完全进入市场的国内出版社，面临的只是极不充分的竞争———国内的行业垄断、地区保护尚未打破，国外出版商只是在门外徘徊，在这种情况下，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指导方针和经营策略或许还能奏效于一时，但决非长久之计。面对必将出现的国内图书市场的对外开放和行业垄断、地区保护的不复存在，任何目无远见、胸无长策的“短期行为”都可能导致自身的短期寿命。沽名钓誉、哗众取宠无济于事，急功近利、揠苗助长贻害无穷！狠抓管理，引进人才，明确定位，塑造品牌———这些基础工作必须扎扎实实地去做，来不得花架子，来不得半点虚头儿。非如此，便不可能在当前和未来的激烈竞争中稳操左券。
